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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全集》卷三 悟真录

  〔二〕原注:张本末又有“是友瞿然省惕”六字。
  ⒀先生初登第时,上《边务八事》,世艳称之。晚年有以为问者,先生曰:“此吾少时事,有许多抗厉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济?”或又问平宁藩。先生曰:“只合如此做,但觉来尚有挥霍意。使今日处之,更别也。”〔一〕
  〔一〕原注:此条下有“门人黄以方录”六字。
  ⒁直问:“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先生曰:“但言学者治生上,仅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一〕
  〔一〕自此条至《拾遗》第十八条,皆佐藤一斋据王本录出。
  ⒂先生曰:“凡看书,培养自家心体。他说得不好处,我这里用得着,俱是益。只是此志真切。有昔郢人夜写书与燕国,误写‘举烛’二字。燕人误解。烛者明也,是教我举贤明其理也。其国大治。故此志真切,因错致真,无非得益。今学者看书,只要归到自己身心上用。”〔一〕
  〔一〕原注:别本无“有昔郢人”以下六十四字。
  ⒃从目所视,妍丑自别,不作一念,谓之明。从耳所听,清浊自别,不作一念,谓之聪。从心所思,是非自别,不作一念,谓之睿。
  ⒄尝闻先生曰:“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挌。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挌不入。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只患闻见不多。良知闻见益多,覆蔽益重。反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一〕
  〔一〕原注:此条又载《全书》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文词较略。
  ⒅先生用功,到人情事变极难处时,见其愈觉精神。向在洪都处张、许之变,尝见一书与邹谦之,云:“自别省城,即不得复有相讲如虔中者。虽自己柁柄不敢放手,而滩流悍急,须仗有方〔一〕如吾谦之者持篙而来,庶能相助,更上一滩耳。”
  〔一〕原注:此条又见张本。“方”作“力”。章首有“直曰”二字。
  ⒆门人有疑“知行合一”之说者。直曰“知行自是合一。如今能行孝,方谓之知孝;能行弟,方谓之知弟。不是只晓得个‘孝’字‘弟’字,遽谓之知。”先生曰:“尔说固是。但要晓得一念发动处〔一〕,便是知,亦便是行。”〔二〕
  〔一〕原本脱“发”字,今据《传习录》补。
  〔二〕自此条至《拾遗》第三十六条,系佐藤一斋据张本录出。
  ⒇先生曰:“人必要说心有内外,原不曾实见心体。我今说无内外,尚恐学者流在有内外上去。若说有内外,则内外益判矣。况心无内外,亦不自我说。明道《定性书》有云:‘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此一条最痛快。”
  (21)或问:“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知行分明是两事。”直曰:“要晓得始终条理,只是一个条理而始终之耳。”曰:“既是一个条理,缘何三子却圣而不智?”直曰:“也是三子所知分限只到此地位。”先生尝以此问诸友。黄正之曰:“先生以致知各随分限之说,提省诸生。此意最切。”先生曰:“如今说三子,正是此意。”
  (22)先生曰:“‘易则易知’。只是此天理之心,则你也是此心。你便知得人人是此心,人人便知得。如何不易知?若是私欲之心,则一个人是一个心。人如何知得?”
  (23)先生曰:“人但一念善,便实实是好;一念恶,便实实是恶;如此才是学。不然,便是作伪。”尝问门人,圣人说:“知之为知之”二句,是何意思?二友不能答。先生曰:“要晓得圣人之学,只是一诚。”直自陈喜在静上用功。先生曰:“静上用功固好,但终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虽在睡梦,此心亦是流动。如天地之化,本无一息之停。然其化生万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静也。此心虽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静也。若专在静上用功,恐有喜静恶动之弊。动静一也。”直曰:“直固知静中自有知觉之理。但伊川《答吕学士》一段可疑。伊川曰:‘贤且说静时如何?’吕学士曰:‘谓之有物则不可,然自有知觉在。’伊川曰:‘既有知觉,却是动也,如何言静?’”先生曰:“伊川说还是。”直因思伊川之言,分明以静中无知觉矣。如何谓伊川说还是?考诸晦翁亦曰:“若云知寒觉暖,便是知觉已动。”又思知寒觉暖,则知觉著在寒暖上,便是已发。所谓有知觉者,只是有此理,不曾著在事物,故还是静。然瞌睡也有知觉,故能做梦,故一唤便醒。槁木死灰,无知觉,便不醒矣。则伊川所谓“既有知觉,却是动也,如何言静”?正是说静而无静之意,不是说静中无知觉也。故先生曰“伊川说还是”。
  (24)直问:“戒慎恐惧是致知,还是致中?”先生曰:“是和上用功。”曰:“《中庸》言致中和,如何不致中,却来和上用功?”先生曰:“中和一也。内无所偏倚,少间发出,便自无乖戾。本体上如何用功?必就他发处,才著得力。致和便是致中。万物育,便是天地位。”直未能释然。先生曰:“不消去文义上泥。中和是离不得底。如面前火之本体是中,火之照物处便是和。举著火,其光便自照物。火与照如何离得?故中和一也。近儒亦有以戒惧即是慎独,非两事者。然不知此以致和即便以致中也。”他日崇一谓直曰:“未发是本体,本体自是不发底。如人可怒。我虽怒他,然怒不过当,却也是此本体未发。”后以崇一之说问先生。先生曰:“如此却是说成功。子思说发与未发,正要在发时用功。”
  (25)艾铎问:“如何为天理?”先生曰:“就尔居丧上体验看。”曰:“人子孝亲,哀号哭泣,此孝心便是天理?”先生曰:“孝亲之心真切处才是天理。如真心去定省问安,虽不到床前,却也是孝。若无真切之心,虽日日定省问安,也只与扮戏相似,却不是孝。此便见心之真切,才为天理。”
  (26)直问:“颜子‘择中庸’,是如何择?”先生曰:“亦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就己心之动处,辨别出天理来。‘得一善’,即是得此天理。”后又与正之论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正之曰:“先生尝言:‘此是见得道理如此。如今日用,凡视听言动,都是此知觉。然知觉却在何处?捉定不得。所以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子见得道体后,方才如此说。’”
  (27)直问:“‘物有本末’一条,旧说似与先生不合。”先生曰:“譬如二树在此,一树有一树之本末。岂有以一树为本,一树为末之理?明德亲民,总是一物,只是一个工夫。才二之,明德便是空虚,亲民便是袭取矣。‘物有本末’云者,乃指定一物而言。如实有孝亲之心,而后有孝亲之仪文节目〔一〕。‘事有终始’云者,亦以实心为始,实行为终。故必始焉有孝亲之心,而终焉则有孝亲之仪文节目。事长、事君,无不皆然。自意之所著谓之物,自物之所为谓之事。物者事之物,事者物之事也。一而已矣。”
  〔一〕原注:张问达曰:“此下疑有阙文,读先生《大学问》自见。”
  (28)先生曰:“朋友相处,常见自家不是,方能点化得人之不是。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
  (29)先生曰:“至诚能尽其性,亦只在人物之性上尽。离却人物,便无性可尽得。能尽人物之性,即是至诚致曲处。致曲工夫,亦只在人物之性上致,更无二义。但比至诚有安勉不同耳。”
  (30)先生曰:“学者读书,只要归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著句,拘拘解释,定要求个执定道理,恐多不通。盖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于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归在良知上体会方得。”
  (31)先生曰:“气质犹器也,性犹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气质有清浊厚薄强弱之不同,然其为性则一也。能扩而充之,器不能拘矣。”
  (32)直问:“‘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夫子哭则不歌,先儒解为余哀未忘。其说如何?”先生曰:“情顺万事而无情,只谓应物之主宰,无滞发于天理不容已处。如何便休得?是以哭则不歌。终不然,只哭一场后,便都是乐。更乐更无痛悼也。”
  (33)或问:“致良知工夫,恐于古今事变有遗?”先生曰:“不知古今事变从何处出?若从良知流出,致知焉尽之矣。”
  (34)先生曰:“颜子‘欲罢不能’,是真见得道体不息,无可罢时。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罢时,只是未曾见得道体。”
  (35)先生曰:“夫妇之与知与能,亦圣人之所知所能。圣人之所不知不能,亦夫妇之所不知不能。”又曰:“夫妇之所与知与能,虽至圣人之所不知不能,只是一事。”
  (36)先生曰:“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非不可超脱世情。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人精妙。但其意有所着,欲以之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37)童克刚问:“《传习录》中以精金喻圣,极为明切。惟谓孔子分两不同万镒之疑,虽有躯壳起念之说,终是不能释然。”师不言。克刚请之不已。师曰:“看《易经》便知道了。”克刚必请明言。师乃叹曰:“早知如此起辨生疑,当时便多说这一千也得。今不自煅炼金之程色,只是问他人金之轻重。奈何!”克刚曰:“坚若早得闻教,必求自见。今老而幸游夫子之门,有疑不决。怀疑而死,终是一憾。”师乃曰:“伏羲作《易》,神农、黄帝、尧、舜用《易》,至于文王演卦于羑里,周公又演爻于居东。二圣人比之用《易》者似有间矣。孔子则又不同。其壮年之志,只是东周,故梦亦周公。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自许自志,亦只二圣人而已。况孔子玩《易》,韦编乃至三绝,然后叹《易》道之精。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比之演卦演爻者更何如?更欲比之用《易》如尧、舜,则恐孔子亦不自安也。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以求之者。’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之为不厌。’乃其所至之位。”
  (38)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学者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何也?良知原无间动静也。”〔一〕
  〔一〕原注:此条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或与第二六二条重复。
  (39)曰:“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一〕
  〔一〕原注: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此条与《拾遗》第四条当是同事异记。“狂者志存古人”约三十字见诸该条。惟其他诸语,只见于此。语有特殊意义,故并录之,宁重毋缺。
  (40)先生尝语学者曰:“作文字亦无妨工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一〕
  〔一〕原注: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
  (41)门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闻之,叹曰:“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牵,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
  〔一〕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
  (42)先生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应良疑其难。先生曰:“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磨刮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办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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