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混日子吗？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的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藐。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哩，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
“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哩！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锨后，侯玉英噘着个嘴，把发在她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这污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掼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润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唉！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不能算是恋爱——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涉及所谓的爱情，这只是两颗少年的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共同的寒酸，轻轻地靠近了一下，以寻找一些感情上的温热，然而却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小的悲剧。
他现在心里多么苦闷！尽管严格地说来，也许这不能称之谓失恋。但感情上的这种慰藉一旦再不存在，就会给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烦恼。这是青春的烦恼。我们不妨想一想伟人歌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化身维特。在这一方面，贵族和平民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她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是面对面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儿悸动地看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月前郝红梅借过他的一本《创业史》，还没给他还哩。这本书是他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如果她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她去要书。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她现在可以不理他，但她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
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给他还书。他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她要。他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把自己那点破烂铺盖先送回去——下一个星期二就放假，他可以在金波的被窝里一块混几夜，省得放假时背铺盖。
回家后，他在星期天上午给家里砍了一捆柴，结果把那双本来就破烂的黄胶鞋彻底“报销”了，他只好穿了他哥少安的一双同样破烂的鞋。至于那双扔在家里的没有后跟的袜子，父亲说，等秋天分到一点羊毛，再把后跟补上；袜腰是新的，还不能丢，凑合着穿个两三冬还是可以的——要知道，一双新袜子得两块多钱啊！
星期天下午，他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合蒸的干粮——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暮黑时分回到了学校。
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有了章法。
他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他手中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
他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前面走。她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他真想喊一声她，问问那本书的事。
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在走过她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得这件事！唉，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
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抬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
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起来。饼上沾了土，他用嘴分别吹干净。
他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里含满了泪水。不，他不只是拾起了几块饼，而是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已经失去了好些日子的友谊和温暖！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又对这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学期报名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误赴忙来了学校，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哩……
第17章
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
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象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她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她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家娃”头，象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加上自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她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钉衣服换成了没有补钉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使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
孙少平看见她，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
当然，他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家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裁剪成制服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它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他看着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得光身子跑！唉，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和他相好哩！让侯玉英见鬼去吧！她就是想和他好，他也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她的腿——假如红梅的腿是跛的，他也会和她相好的！
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她为什么又象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他！
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
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象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他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她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他说话。
但看来她又没什么烦乱！相反，她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她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
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旋磨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
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回到她手里。看她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她后边说：“给我一个！”
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她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
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象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给他把球传过来。他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
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边的河滩里……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象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
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她还给他的《创业史》里夹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她就和他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
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帐”，结果除刨出一个当年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家了，只能在旁边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她爷在当年就死了。但她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作为主要的遗产留给了父亲和她。她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多大的差别。
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
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
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领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后她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