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岂有此理，不晓得在说些什么！”倩如说着，恼怒地把报纸掷在地板上，然后在一把藤椅上坐下来。
“最好把它登在第八期周报的‘什么话’里头，”黄存仁笑着提议道。
“好！”许倩如第一个叫起来。
众人都赞成。不过张惠如又说应该写一篇文章把这个布告痛驳一番。这个意见众人也同意了。大家便推黄存仁写这篇文章，黄存仁却又推到觉慧的身上。觉慧因为自己心里正有满腹的牢骚要找个机会发泄，并不推辞就在书桌前坐下来。他取了一张稿纸拿起笔就写。
他先写了一个题目《读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然后继续写下去，他时而把笔衔在口里一面翻看布告。众人都围了桌子站着看他写。他很快地就写完了。文章并不长，由他自己读了一遍，众人说还可以用，黄存仁又动笔改动了几个字，便决定编在第八期周报的第一版上面。只有吴京士，一个年纪较大而且比较谨慎的社员说过一句话：“这一下恐怕会把鼓打响了。”
“不要怕它，越响越好！”张惠如兴奋地说。
第八期《黎明周报》在星期日早晨出版了。午后觉慧和觉民照常到觉新的事务所去。他们在那里坐了不久，觉慧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周报社里来。张惠如、张还如、黄存仁和另外两三个人都在那里，他向他们问起这一期周报的销路，他们说还好，刚才在一两家代派处去问过，据说报一送到，就有不少的人去买。
“你的月捐应该缴了，”做会计的黄存仁忽然笑着对觉慧说。
“明天给你送来吧，今天身上没有钱，”觉慧摸了摸衣袋、抱歉地笑答道。
“明天不送来是不行的啊，”黄存仁含笑地说。
“他要钱的本领真厉害！我也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张惠如走过来插嘴说，他的三角脸上带了笑容，他拿手指指着黄存仁。“我今天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今天早晨出来，居然在箱子里头找到一件去年新做的薄棉袍子穿在身上。这个时候穿棉袍子！太笑话了！我姐姐恐怕会疑心我有神经病。我说我冷，一定要穿着出去，我姐姐也把我没有办法。哈哈……”他把众人都惹笑了。他一面笑，一面说下去：“我穿了棉袍从家里走出来。真热得要命！……热得真难受。幸好当铺离我家还不远，我走了进去把棉袍寄放在那里。出来时非常轻松，非常舒服，而且又有钱缴月捐。还如今天没有回家，我刚才在路上碰见他，对他说了，他也忍不住大笑，”他说完又跟着众人笑了一阵。
“那么你回去怎样对你姐姐说呢？”觉慧忽然问道。
“我早想到了。就说后来觉得热了，把它脱在朋友家里。她不会起疑心。如果真瞒不住她，就说了真话也不要紧。她也许会出钱替我取回来，”张惠如得意地答道。
“我真……”觉慧本来要说“我真佩服你”这句话，可是只说了两个字就住了口，因为他看见两个警察走了进来。
“这一期的报还有没有？”那个有胡须的警察问道。
黄存仁取了一份报递给他们，一面说：“有的，三个铜元一张。”
“我们不买报，我们是奉了上头命令来的，”那个年轻的警察抢着说，“剩下的报纸我们都要带去。”他把这里剩下的两束报纸全拿了。
“你们还要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不要都去，去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温和地说。
众人吃惊地互相看了片刻，都走上前去，说愿意跟他们去。
“太多了，我说过只要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现出为难的样子，摇手说。后来他指出了张惠如和觉慧两个人，要他们跟着他到厅里去一趟。他们果然跟着两个警察走了，其余的人也都跟在后面。
他们刚转了弯，正要走下楼梯，那个有胡须的警察忽然回过头来对觉慧说：“算了，你们不要去了。还是回去吧。”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你们有什么理由没收我们的报纸？”张惠如气愤地质问道。
“我们奉了上头的命令，”那个年轻的警察已经把报纸拿下楼去了，走在后面的有胡须的警察依旧用温和的声音答复他们。他正要下楼，忽然站住了，回过头对他们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事，我劝你们还是安分地好好读书，不要办报，管闲事。”他说完就慢慢地走下楼去。他们也回到报社去商量应付的办法。
大家愤激地谈论着，各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谈了许久还没有谈出结果。另一个警察来了，他送了一封公函来。张惠如拆开信当众朗读。信里的话十分明显：“贵报言论过于偏激，对于国家社会安宁秩序大有妨碍，请即停止发行。……”措辞于严厉中带了客气。这样的封禁报纸倒是别开生面。《黎明周报》的生命就这样地给人割断了。
于是来了一阵悲痛的沉默。对那几个把周报当作初生儿看待、爱护的人，这封信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有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他们渴望着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们以他们的幼稚的经验和浅短的眼光看出了前面的一线光明，他们用他们的薄弱的力量给一般人指出了那一线光明所在的方向。通过周报他们认识了许多同样热烈的青年的心。在友谊里，在信赖里，他们也找到了安慰。可是如今一切都完了。短短的八九个星期的时间，好像是一场奇异的梦。这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梦啊！
“我现在才晓得，什么新都是假的！什么张军长，还不是一样！”张惠如愤激地骂起来。
“你不看见在这个社会里旧势力还是那样根深柢固吗？”黄存仁站起来，搔着他的短发苦恼地说。“不要说一个张军长，就是十个张军长也没有用！”
“总之，我说他的新是假的！”张惠如接着说，“他的所谓新不过是聘几个外国留学生做秘书顾问，讨几个女学生做小老婆罢了。”
“不过他去年在外州县驻扎的时候，也曾在上海、南京等处请了些新人物来讲演，”黄存仁顺口说了这一句话。
“够了，”张惠如冷笑道，“你又忘了吧？他在欢迎会上的那篇演说辞！……秘书给他拟好了稿子，不晓得怎样他背出来的时候恰恰把意思弄反了。欢迎弄得不成其为欢迎，把那些所谓新人物弄得笑又不是，气又不是。他这种笑话，想来一定还很多！”
黄存仁不作声了。他的脑子里还有更大的问题在等他考虑。至于张惠如呢，他说了这些话，不但对当前的大问题没有帮助，便是自己的愤怒也不能由此减轻。他的心里、脑里还是热烘烘的，他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出来，因此他又气愤地说话了：
“我说马上换个名字搞起来，内容一点也不改、看他们怎样对付？”
“好，我赞成！”这些时候不说话的觉慧开口附和道。
“不过我们也得先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沉溺在思索里的黄存仁抬起头，沉吟地说。这样就引起了他们的长时间的讨论，而终于达到了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定是《黎明周报》停刊，印发通告寄给各订阅者，同时筹备创刊新的周报。他们还议决把现在的周报社改作阅报处，将社员所有的新书报都放在这里陈列出来，免费地供人阅览。这也是一个传播新文化的好办法。
这样地决定了以后，众人便不再像先前那样地苦闷，那样地愤激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应付的办法，他们马上就开始新的工作。
热心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它使得几个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一切的困难克服了。隔了一天他们就把利群阅报处成立起来。再过两天《利群周报》发刊的事，也筹备妥当了。
星期二没有课，因为大考就要开始了。觉慧和觉民一起去参加了利群阅报处的开幕，回家刚赶上午饭的时间。这一天的生活给了觉慧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谈笑，友谊，热诚，信赖，……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美丽。这一次十几个青年的茶会，简直是一个友爱的家庭的聚会。但是这个家庭的人并不是因血统关系和家产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他们的是同一的好心和同一的理想。在这个环境里他只感到心与心的接触，都是赤诚的心，完全脱离了利害关系的束缚。他觉得在这里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孤独的人。他爱着他周围的人，他也为他周围的人所爱。他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他。他信赖他们，他们也信赖他。起初他跟别人一样热心地布置一切，后来布置就绪，茶会开始的时候，他也跟别人一样地吃着茶点，尽情地分享着欢聚的快乐。他们畅谈着种种愉快的事情。那些黑暗的、惨痛的一切，这时候好像都不存在了。
“要是常常有这样的聚会就好了！”觉慧兴奋地对觉民说，他几乎欢喜到落泪了。觉民感动地点着头。
然而茶会终于闭幕了。在归途中觉慧跟觉民谈着种种的事情，觉慧的心里还是热烘烘的。可是他一回到家，走进了大厅，孤寂便意外地袭来了。他好像又落在寒冷的深渊里，或者无人迹的沙漠上。在他的眼前晃动着一些影子，都是旧时代的影子，他差不多找不到一个现代的人，一个可以跟他谈话的人。
“寂寞啊！难堪的寂寞啊！”觉慧诉苦般地叹息道。他的苦恼增加了。在午饭的时候，他在每个同桌者的脸上都见到苦恼的痕迹。继母在诉说四婶和五婶的战略。在后面响起了四婶骂倩儿的声音，不久在天井里又开始了五婶和陈姨太的对骂。他匆忙地吃了饭，把筷子一放就往外面跑，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后面追赶他一般。
接着觉民也出来了。他们弟兄两个又一道出去散步。“我们再到‘金陵高寓’去看看，怎样？”觉民含笑地提议道。
“也好，”觉慧简短地回答了一声。
他们在街上默默地走着，不久就到了那个僻静的巷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他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寓”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丫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鸦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
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地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鸦。”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
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鸦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鸦亲切地偎着它，向它啼叫，它也慈爱地爱护它们，咬它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
“它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
“我们回去吧。”觉民说。
“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鸦巢。
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习。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有人来了！”觉民忽然警觉地说，拉着觉慧要走。他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觉慧掉头一看，正是克定的轿夫抬着轿子刚转过弯，远远地向他们走来，高忠也在旁边跑得气咻咻的。“怕他做什么！我们背向他立着，装做不看见就是了！”觉慧说，他站住不肯走，觉民也只得留在那里。
很快地轿子就在他们的身边过去了。他们听见高忠跑去叫门，于是门开了，轿夫的脚步声消失在独院里面。门马上又关住，笛声也忽然中断了。
“现在回去吧，”觉慧说着，便掉转了身子。
两人慢慢地走着，还没有走出巷子，又看见一乘轿子迎面走来。他们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轿子走了过去。轿子后面跟着克安的仆人赵升，也是跑得气咻咻的。
“奇怪，难道四爸也到那儿去？”他们走出了巷子，觉民惊讶地说。
“他为什么不去？”觉慧冷笑道。“你不要看他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做出正经样子，他在家里不是也闹过好多笑话吗？”于是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种种关于克安的故事，从跟女佣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起，一直到把旦角张碧秀弄到家里来化装照相为止。“他们都是一样。我说他们都是一样！然而他们还要在我们面前摆起长辈的架子，说我们没有子侄辈的礼貌！”他气愤地说。“只有大哥怕他们，只有大哥跟他们敷衍。我是不怕的。”
“不过大哥也有他的苦衷，”觉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
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地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一声阖了书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