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一个战役里，司马亭被炮弹皮子削去了右手的三根指头，但他还是忍着痛，把一个断腿的排长背了下来。
清晨我醒来时，首先嗅到了刺鼻的烟臭味，然后便看到背倚墙壁睡去的母亲，她的疲倦的嘴角上挂着一线透明的涎水。司马亭蹲在炕前的凳子上打盹，宛若一只蹲在架上的老鹰。炕前的地面上，是一片发黄的烟蒂。
后来成为我的班主任的纪琼枝从县里下来，在大栏镇发动寡妇改嫁运动。她率领着几个野马一样的女干部把全镇的寡妇集中到一起开会，宣讲寡妇改嫁的意义。在她们的积极动员和具体的安排下，村子里的寡妇们基本上都有了主。
在这场运动中，上官家的寡妇成了障碍。大姐上官来弟无人敢要，因为那些光棍汉们都知道来弟是汉奸沙月亮的妻子、是在逃反革命司马库用过的女人，也是和革命军人孙不言有过婚约的女人。这三个男人，别说活着的惹不起，死了的也惹不起。母亲的年龄也在纪琼枝划定的改嫁范围内，但母亲坚决不嫁。那个前来劝嫁的女干部罗红霞一进我家门就被母亲骂了出去。母亲说：“滚！我比你娘还大哩！”
奇怪的是当纪琼枝前来劝嫁时，母亲竞和颜悦色地问：“闺女，你要把我嫁给谁?”
母亲对待纪琼枝的态度和对待罗红霞的态度有天壤之别，时间仅仅隔了几个小时。
纪琼枝说：“大婶，太年轻的不般配，与您年纪差不多的，只有司马亭了。他虽然历史上有过污点，但后来立了功，功罪相抵。何况你们两家关系非同一般。”
母亲苦笑道：“闺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
纪琼枝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
四十五个寡妇的集体婚礼在颓败的教堂里进行。我恨，但我还是参加了这婚礼。母亲站在寡妇队伍里，浮肿的脸上似乎泛起了红晕。司马亭站在男人队里，不断地用残手搔头，不知是为了炫功还是借此来掩饰窘态。
纪琼枝代表政府赠送给这些新组合成的夫妻毛巾和肥皂。镇长发给他们结婚证书。母亲接着毛巾和证书，满脸通红，像个羞涩的小姑娘。
我心中燃烧着邪恶的火焰。我满脸滚烫，替母亲害臊。教堂的山墙上，当年悬挂过枣木耶稣的地方，如今悬挂着灰尘。当年马洛亚牧师为我洗礼的讲台上，站着一群不知羞耻的男女。他们畏畏缩缩，目光躲躲闪闪，小偷似的。母亲头发花白了，竟要跟自己女婿的哥哥结婚。不，已经结婚。结婚的真正意义是，司马亭就要公开地和母亲睡在一个被窝里了。母亲肥大的乳房就要被司马亭占有了，就像司马库、巴比特、沙月亮、孙不言占有我姐姐们的乳房一样。想到此我感到乱箭钻心，恼怒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女工作干部用一只黄瓢端着一些枯萎的月季花瓣撒向那些无所措手足的新人。花瓣如肮脏的雨，如干枯的飞禽羽毛，乱纷纷地降落在母亲灰白的、用榆树皮水涂抹得光溜溜的头发上。
我像失魂落魄的狗，蹿出教堂。在苍老的大街上，我真切地看到了身披黑袍的马洛亚牧师慢吞吞地徜徉着。他的脸上沾满泥土，头发里生长着嫩黄的麦芽儿。他的双眼宛如两颗冰凉的紫葡萄，闪烁着忧伤的光泽。我大声地把母亲已经和司马亭结婚的消息通报给他。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他的身体和他的黑袍像泡酥的瓦片一样顷刻间破碎了，化成一股团团旋转的、腐臭的黑烟。
大姐在院子里弯曲着雪白的脖子洗她的浓密的黑发。她弯着腰时那两只粉红色的美乳愉快地唱着歌，像两只黄鹂委婉地鸣啭。她直起腰时，一串清明水珠从双乳间流淌下去。她举起一只胳膊绾住脑后的头发眯缝着眼看我，腮上挂看冷笑。知道吗?她要和司马亭结婚！我对她说。她冷冷一笑，不理我。母亲牵着上官玉女的手，头发上还粘着耻辱的花瓣。走进家门。司马亭灰溜溜地跟随在后。大姐端起那盆洗头水泼了出去。水在空中展开，明晃晃一大片。母亲长叹一声，没说什么。司马亭从怀里摸出他那枚勋章，递给我，是想讨好还是想表功?我严肃地盯着他的脸。他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他的目光躲闪着我，为了掩饰窘态而低声咳嗽。我抓起他的勋章，用力甩出去，那沉甸甸的东西拖着金黄的飘带越过屋脊像小鸟一样飞走了。母亲恼怒地说：“去，捡回来！”
我赌气地说：“不，偏不！”
司马亭说：“算了，算了，留着也没用。”
母亲扇了我一巴掌。
我故意地仰面跌倒，像毛驴一样遍地打滚。
母亲用脚踢我，我刻毒地骂道：“不要脸，不要脸！”
母亲怔住了，沉重的大头悲哀地垂着。突然间她嚎啕大哭起来。她哭着进了屋。司马亭叹息着，蹲在梨树下抽烟。
抽了几支烟后司马亭站起来，对我说：“大侄子，去劝劝你娘吧，别让她哭了。”
他从怀里摸出那张结婚证，撕成纸条儿，扔在地上。他弓着腰走出了我家院子，从背后看去，他已经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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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水晶石磨成的老花眼镜，是司马库耀武扬威的年代里赠送给他的蒙师秦二先生的生日礼物。现在他戴着这反革命的礼物，坐在青砖垒成的讲台上，双手捧着一本国文课本，拖着战战兢兢的长调，为我们高密东北乡年龄差距很大的第一批一年级学生授课。那眼镜沉重地滑落到他的弯曲的鼻梁中段，一滴绿油油的鼻涕水，悬挂在他的鼻尖上，永远保持着将落末落的状态。大羊大——他唱道。尽管时令是炎热的六月，但他却戴着红缨黑缎子瓜皮小帽，穿着黑色的夹长袍。大羊大啊——我们摹仿着先生的腔调，大声地叫唤着。小羊小——先生悲
凉地领读。天气闷热，教室里又黑又潮湿，我们赤脚光臂，身上满是油汗，但衣冠楚楚的先生脸色灰白，嘴唇发青，好像冻得够呛。小羊小啊——我们响亮地跟读。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尿臊味，像个很久没有打扫的羊圈。大羊小羊山上跑——大羊小羊山上跑啊——大羊跑，小羊叫——大羊跑啊小羊叫啊——根据我对羊的丰富知识，我知道拖着长奶子的大羊是不可能跑的，它走路都很不方便，怎么可能跑呢？小羊叫是完全可能的，跑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荒草甸子上，大羊安安静静吃草，小羊则又跑又叫。我很想举手向老先生请教，但我不敢。老先生面前放着一把戒尺，专门用来打手心。大羊吃得多——大羊吃得多啊——小羊吃得少——小羊吃得少啊——这句很对，大羊当然比小羊吃得多，小羊当然比大羊吃得少。大羊大——小羊小——羊吃完了草，又从头转回来了。老先生不知疲倦地领读着，课堂上却渐渐乱了套。十八岁的雇农儿子巫云雨，身高体壮。像儿马一样的他已经娶了卖豆腐的寡妇兰水莲做老婆，兰水莲比他大八岁，肚子已经鼓起来了，马上就要生小孩了。他马上就要当爹了。即将当爹的巫云雨从腰里摸出一支生锈的手枪，偷偷地瞄着秦二先生瓜皮帽上的红绒球儿。大羊跑——大羊——叭!
——哈哈哈哈跑啊——先生抬起头，瞪着两只灰白的老羊眼，从水晶石眼镜的上方往下看。他老眼昏花，什么也看不见。先生继续念书。小羊叫——叭！巫云雨用嘴巴又放了一枪，老先生帽上的红绒球儿晃动着。哄堂大笑，先生抓起戒尺，敲了一下桌子，像法官—样喊：肃静。诵读继续进行。十七岁的贫农儿子郭秋生弯着腰离了座位，悄悄地爬上讲台，站在老先生身后，用像耗子一样发达的门牙咬住下唇，双手做出一下下撸着老先生脑袋的动作。好像迫击炮手在装填炮弹，而老先生干瘦的脑袋则是一根迫击炮筒，连续地发射着炮弹。课堂上一片混乱，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大个子徐连合连连捶击桌子，矮胖子方书斋把手中的书本撕碎，扬到空中，灰白的纸片像蝴蝶一样飞舞。
老先生连连地敲击桌子，也无法平息课堂上的骚乱。他的目光从眼镜上方往下探望着，想找出骚乱的原因，郭秋生猖狂地做着那剧烈地侮辱着秦二先生的动作，那些超过十五岁的男生，如痴如狂地怪叫着，郭秋生的手，碰到了老先生的耳朵，老先生急回头，抓住了他的手。
背书！先生威严地说。
郭秋生垂着手立在讲台上，他的身体伪装着老实，但他的脸却连连扮着怪相。他把上下唇噘起来，把嘴巴变成一个突出的肚脐。他把一只眼闭住，让嘴巴歪到腮帮子上去。他咬紧牙关，让耳轮唿扇。
背书！先生暴怒地说。
郭秋生背道：大娘大，小娘小，大娘追着小娘跑啊……
在发疯般的笑声里，秦二先生手按着桌子站起来。他的白胡子打着哆嗦，嘴里叨唠着：竖子!竖子不可教也！
秦二先生摸起戒尺，扯过郭秋生一只手，按在桌子上。竖子!啪！他的戒尺凶狠地抽到郭秋生的手心上。郭秋生干巴巴地叫了一声。先生看了一眼郭秋生，再次高高举起戒尺的胳膊不由地僵在空中，郭秋生的脸上突然浮起一种好勇斗狠的流氓无产者表情，那双黑得发蓝的眼睛，闪烁着仇恨的、挑战的光芒。先生昏浊的目光铩羽败退，高悬的胳膊和戒尺，软弱无力地垂挂下来。他喃喃着，摘下眼镜，放进铁皮眼镜盒，用一块蓝布包好，揣进怀里，他把那根打过司马库那样的混世魔王的戒尺也插进怀里。然后，摘下瓜皮帽，对着郭秋生鞠了一躬，又对着课堂上的学生鞠了一躬，用令人既同情又厌恶的酸溜溜的腔调说：
各位大爷，秦二冥顽不化，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实属该死而不死，老而不死是为贼。多有得罪，请大爷们多多包涵！
然后他拱手抱拳在肚脐前，上下晃动了几下，便弓着虾米腰，迈着轻飘飘的小碎步，走出了教室。从教室外边，传来了他拖泥带水的咳嗽声。
第一堂课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堂课是音乐课。
音乐，县城派来的女教师纪琼枝用一根教鞭指着黑板上她刚刚用粉笔写上的两个白色大字，用高亢嘹亮的嗓门说，这一节我们上音乐课。没有教材，教材在这里，这里，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脑袋、胸膛和肚子。她转身面对黑板，一边板书一边说，音乐包括很多内容，吹笛子啦，拉胡琴啦，哼小曲儿，唱小戏儿等等等等，都是音乐，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也许会明白，唱歌就是歌唱但又不完全是歌唱，唱歌是一项重要的音乐活动也可以说是我们偏僻乡村小学音乐课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学唱一支歌。她刷刷地板书着。从面向着田野的窗户，我看到被剥夺了上学权利的反革命的儿子司马粮和汉奸的女儿沙枣花牵着羊，怔怔地向这边张望着。他们站在一片淹没了他们膝盖的绿草里，他们身后，是十几棵茎秆粗壮、叶片肥大、开着灿烂黄花的向日葵。向日葵黄色的大脸盘那么忧郁，我的心情更忧郁。我侧目望着黑暗中那些闪烁的眼睛，眼泪盈了眶。我打量着用粗大的柳木棍子权充窗棂的窗户，幻觉中感到我变成了只画眉鸟儿飞了出去，浑身沐浴着六月下午的金黄阳光，落在了葵花布满蚜虫和瓢虫的头颅上。我们今天学唱的这首歌子，名字叫做《妇女解放歌》,
音乐教师弯下腰，匆匆写着延伸到黑板下沿的最后几句歌词。她的臀部像圆溜溜的马臀一样撅起来。—支尾部插着羽毛，头上沾着—团粘蝉用的桃树脂的木杆箭，歪歪斜斜从我的身边飞过，射中了音乐教师的屁股。教室里响起邪恶的笑声。在我身后座位上的弓箭手丁金钩炫耀地举起他的竹片弓晃了晃，连忙藏起来。音乐教师拔下屁股上的箭，看看，笑笑，把它往教桌上—甩，它便摇摇晃晃地立住了。箭法还不错，她平静地说着，放下教鞭，脱下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上衣，搭在教桌上。脱下军装便焕然一新地显出了她的白色对襟短袖大翻领衬衫。衬衫的下摆扎在裤腰里，腰里束一条宽宽的老牛皮腰带，因为久经岁月，那腰带又黑又亮。她腰细，胸高，臀肥。下穿肥大的、洗得发了白的军裤，脚蹬一双最时髦的白色回力球鞋。她这一身打扮，真是干净利索，为了更利索，她当着我们的面又把腰带煞进去一扣。微微一笑，她妩媚得像白狐狸；闪电一般敛起笑容，她残忍得像白狐狸。你们刚刚气走了秦二先生，英雄啊！她嘲讽着，从教桌上拔起那支箭；用三根手指捻动着，说，了不起的神箭手，是李广啊还是花荣?敢不敢站出来报个名号?
她的美丽的黑眼睛冷冷地扫视下来。没人站起来。她抓起教鞭，“啪！”抽响了教桌。我警告你们，她说，在我的课堂上，把你们这套小流氓的把戏找块棉花包包，回家让你娘好好搁起来——老师，俺娘死啦！巫云雨大喊着——谁的娘死啦?她问，站起来。巫云雨站起来，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走到前边来，她说，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巫云雨戴着他那顶为了遮掩斑秃，一年四季不下头，据说连夜里睡觉、下河洗澡也不摘的油腻得像蟒皮一样的单帽，气昂昂地走到讲台前。你叫什么名字?她笑着，用温暖的声音问。巫云雨像英雄一样报了名字。同学们，她说，我姓纪，名琼枝。从小就没了爹娘，在垃圾堆里长到七岁，跟着一个马戏团跑江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地痞流氓，学会了飞车、走索、吞剑、吐火，后来改行驯兽，先驯狗，又驯猴，再驯狗熊，最后驯老虎。我能让狗钻圈，猴爬杆，狗熊骑车虎打滚。十七岁时，我参加了革命队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跟敌人干过。二十岁，我就读华东军政大学，学会了打球画画唱歌跳舞。二十五岁，我与公安局侦察科长马胜利结婚，他精通擒拿格斗，与我能打个平手。哼哼，你们以为我在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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