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里。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和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地活一辈子……
“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
润叶无法理解丽丽的这种“矛盾”。不过，她相信她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理会的深刻性。
润叶一开始就知道，她不是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她的朋友。她不可能说服丽丽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她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她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田润叶不知是怎样走回自己家门口的。
她这时才发现，她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小时了。她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打开了房门。
走进会客厅，她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不见向前的踪影。她很快瞥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她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给了我幸福。
润叶象疯了一般撞开卧室的门。她一下子呆立在门口，她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立在窗户下，另一只手正费力地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劲，仍然没有把绳子搭在铁棍上。
她猛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接着把他按倒在旁边的床上，哭喊着说：“你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向前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他呻吟着说：“我不愿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我应该早一点解脱你……”
润叶很快明白，向前的确对她和惠良敏感了。于是哭着对他说了惠良和丽丽的事，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象窑口一样大。
她突然冲动地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说：“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吗？”
“啊？有咱们的……儿子了？”
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
第28章
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珠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辉。
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赤膊裸体，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
黄原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瞧，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原河还未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看见水中墨点似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里，几个古色古香的凉亭，已经深埋在树海之中；远远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出现的江南景象。大街上，姑娘们都穿起了鲜艳的花裙子，满眼都是流彩飞霞。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倏忽间就象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前不久，省委派来工作组在黄原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说穿了，这是一次人事大变动。因此上上下下刮风下雨，闹得云来雾去，不可开交。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地区一级新的领导班子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而且要采取个人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察与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地委行署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便立即着手各部、局、委、办的机构改革工作。所有这一切，当然要牵扯许多领导干部的命运；而一个领导或上或下，又牵扯一批干部的命运。
不必讳言，在中国及其执政党内，干部中大山头不明显，但小山头小圈子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黄原地委和行署都乱得没人上班了。干部们四处乱跑，搞各种秘密活动。省里来的工作组，几乎没明没黑被许多人包围着，倾听这些人说某个领导的好话或坏话……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他、正文和世宽没有改变外，年龄大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而有大专文凭的干部。
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
新班子组成之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作新的布置与安排。
农业方面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他主要依靠现已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旺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姚旺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南方人，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作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十三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改造农业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
去年，他和专员呼正文与省上有关部门争得红脖子涨脸，终于将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三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
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中共十二大的精神，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话！
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贫困落后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他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一百六十多万亩的森林。
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六十万吨以上，产值就有四五亿元人民币。另外，应该将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见不了几个钱！
唉，设想仅仅是设想，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来这里，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外流……田福军和正文商量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象屁股下面用棍橇一般坐不住了。福军在这样的场所讲话从来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时有点东拉西扯，但不离主题，并随意插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不过，这次讲话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帕揩汗，竟然在手帕中间混着一只尼龙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揩脸时，县长县委书记们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起来。他有脚气病，夏天爱光脚穿鞋，但爱云一定让他穿袜子，他一急，就常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才会闹出这么个笑话……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了是否可利用一下黄原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
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有多少黄原籍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退居“二线”、“三线”，但仍能影响“一线”。他们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
其实，田福军也早有这个打算。这个会议于是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哩！
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
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做准备工作。
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
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原原西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
中午吃饭时，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张生民吓的不敢再“越轨”。“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
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头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象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看了看，说：“黄原还能酿酒啊？”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还小有名气哩，销量很不错！”
“好，让我来尝一杯黄原酒！”副总理爽快地说。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品咂了一会，说：“就是不错！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绵一些。”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块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玩笑。
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
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
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他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老乡说：“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哩！”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这位乡长如实禀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上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嘛！”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伏后仰。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