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使全场的人乐不可支的是那支小步舞曲。刚刚演奏了几个小节，就从各处传来了人们的大笑声。大家都对我的歌曲的韵味表示祝贺；他们说这个小步舞曲一定会使我名声大震，说我一定会到处受人欢迎。我无需叙述我的烦恼，也不用承认我这是自作自受了。
第二天，一个名叫路托尔的乐队队员前来看我，他为人非常好，没有祝贺我的成就。由于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愚蠢，我羞愧、懊悔，对自己竟落到这种地步感到难过和失望，我不能再把这一切憋在心里了。于是我把心中所有难以忍受的痛苦都向他倾诉出来，同时我的眼泪也籁簌落下，我不仅在他面前承认了我对音乐的一无所知，而且还把所有的经过都跟他说了，要求他保守秘密，他也答应了，至于他怎样信守诺言，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当天晚上，全洛桑的人都知道我是谁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出知道了这件事的样子，就连那个好心的佩罗太也没有因为知道了底细而停止供应我食宿。
我继续生活下去，但非常苦闷，这样一个开端，其结果不会使我在洛桑愉快地住下去。学生没有几个，一个女生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是本城的人。只有两三个拙笨的德国学生，他们的笨拙一如我的无知；这几个学生使我讨厌得要死，在我的指导下，决不会成为大音乐家的。只有一家人请过我，那家有个狡黠的小姑娘，她故意拿出许多乐谱叫我看，而我连一个也不懂，她却狡猾地在老师面前唱了起来，叫老师看看应该怎样演唱。对于一个乐谱，我是不能一看就马上读出来的。这和我在上面所谈的那次堂皇的音乐会上，一直都未能随上演奏，不能断定演奏的是不是和我眼前摆着的、我自己的乐谱一样，这次的情况也和那次相同。
在这种令人难堪的生活环境里，我不时从我那两位可爱的女友的信息中，得到了甜蜜的安慰。我一向是从女性身上找到巨大的慰藉力量，在我时运不佳的时候，再没有比一个可爱的姑娘的关心更能减少我的痛苦的了。可是，这种通信不久就终止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但那是我的过错。我换了住处以后，忘了把新的地址告诉她们，而且由于我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自己的事情，很快就把她们完全忘记了。
我很久没有提起我那位可怜的妈妈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也把她忘了，那可是大错特错。我始终怀念着她，并希望能再找到她，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是由于自己心灵上的需要。我对她的依恋，不管是怎样强烈，怎样一往情深，并不妨碍我去爱别人；但这是另一种爱。别的女人都是以姿色博得我的爱慕，一旦姿色消失，我的爱也就完了。妈妈尽管可能变得又老又不好看，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是不会因此减弱的。我这颗心最初是尊崇她的美，而现在已经完全转为尊崇她个人了。所以，不管她的容颜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还是她自己，我的感情是始终不会变的。我很知道我应该感激她，但实际上我没有想到这些。不论她为我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我对她总是一样的。我爱她既不是出于义务感，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不是由于方便的动机。我所以爱她，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为了爱她的。当我爱上别的女人的时候，坦白地说，我的心也会分散一些，想她的时间也少了，但是，我始终是以同样愉快心情去想她的，而且，不管我是否正在爱着别的女人，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总是觉得，只要和她不在一起，我就没有真正的幸福。
虽然我很久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了，但我绝不相信我已真的失去了她，也决不相信她会忘掉我。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过着流浪生活，那时，她自然会告诉我一点信息，没问题，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这个时候，能住在她的故乡，穿行她踏过的街道，走过她住过的房前，对我都是件乐事。然而，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我有一种古怪的傻劲儿，除非绝对必要，我不敢打听她的事情，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敢提。我觉得一提她的名字，就会把我对她的一片痴情暴露出来，我的嘴就会泄露心里的秘密，在某些方面难免对她有所不利。我甚至觉得这个想法里还包含几分恐惧，我怕有人对我说她的坏话。关于她离乡出走的事人们谈得很多，对她的品行也谈过一些。与其听别人说我不爱听的话，不如什么也不谈。
我的学生不占用我很多时间，她的出生地离洛桑又不远，不过四里约的路程，我就用了两三天的工夫到那里游玩了一番，那几天，我始终怀着一种最愉快的心情。日内瓦湖的景色和湖岸的绮丽风光，在我心目中老有那么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这种魅力不只是由于风景之美，而是由于一种我自己也说不出的、使我感动、使我兴奋的更有意味的东西。每当我来到这伏沃地方的时候，就引起我许多感想，使我思念到：这是华伦夫人出生的地方，是我父亲住过的地方，是菲尔松小姐打开我情窦的地方，也是我幼年时期做过多次愉快旅行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比所有这一切更神秘更强烈地使我心情激动的原因。每当我热烈希望享受我生来就该享受、却又老得不到的那种幸福安适的生活，因而引起我的幻想时，我的幻想总是留恋在这伏沃地方，留恋在这湖水之滨，和这一片片景色宜人的田野之中。我一定要在这个湖畔有一处果园，而不是在别处；我要有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个可爱的妻子，一座小屋，一头乳牛和一只小船。将来我有了这一切的时侯，我才算在世上享到了完美的幸福。单只为了寻求这种想象中的幸福我曾向那地方跑过多少次，我自己也对这种幼稚的举动不禁感到可笑。在那里，我感到惊异的是：那地方居民的性格，尤其是女人的性格，和我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据我看，那是多么不相称啊！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我始终认为是极不谐调的。
在我到佛威去的途中，我一面沿着美丽的湖岸缓步而行，一面沉浸在最甜蜜的忧郁里。我这颗满怀热情的心渴望着无数淳朴的幸福；我百感交集，唉声叹气，甚至象一个小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有多少次停住了脚步，坐在大块岩石上痛哭，望着自己的眼泪滴到了水里。
我在佛威投宿在“拉克莱”旅店，两天里谁也没去拜访；我对这座城市发生了感情，我每次旅行时都不禁心向往之，终于使我把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在这里。我真愿意向一切具有鉴赏力和富于感情的人说：“你们到佛威去吧，看看那个地方，观赏一下那里的景色，在湖上划划船，请你们自己说，大自然创造这个优美的地方，是不是为某个朱丽叶、某个克莱尔和某个圣普乐创造的，但是，可不要在那里寻找他们。”现在还是来谈我的事情吧。
我既然是个天主教徒，又毫不隐晦，我就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遵行我所信奉的宗教的仪式。每逢星期日，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离洛桑有两里约路的亚森去望弥撒。我通常是和其他天主教徒，特别是常和一个以刺绣为业的巴黎人一起跑这段路，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不是象我这样的巴黎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一个头号的巴黎人，他敬畏天主，为人憨厚，倒象个香槟省人。他太爱自己的故乡了，以致不愿意怀疑我不是巴黎人，唯恐一说穿就失去了可以一块儿谈谈巴黎的机会。副司法行政官库罗扎先生有一个园丁也是巴黎人，但是为人就不那么和气了，他认为一个人本来没有做巴黎人的荣幸，而竟敢冒充巴黎人，就是损害了他故乡的荣誉。他经常带着确信抓住了我的破绽的神气质问我，然后流露出恶意的微笑。有一次他问我新市场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当时我胡诌了一通，这是可以想象的。如今，我在巴黎已经住了二十年，对这个城市应该熟悉了，可是在今天要是有人用同样的问题问我，我还会象当时那样很难回答的，而看见我这样为难，人们同样可以推定我从来没到过巴黎，因为即便是在事实面前，人们也往往会根据错误的原则判断事物的。
在洛桑究竟住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准了。这个城市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只知道，由于维持不了生活，我就到讷沙泰尔去了，在那里过了一冬。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顺利的；在那里我收了几个学生，我的收入足以偿清我欠那位好心朋友佩罗太先生的钱。虽然我欠了他不少钱，我走后他还是诚心诚意把我那件小行李寄来了。
在教别人音乐的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地学了音乐。我的生活十分舒适，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对此会感到满足的；但是，我那不安静的心却要求着别的东西。星期日或其他闲暇的日子，我常跑到野外和附近的树林里去，不停地在那里徘徊、冥想和叹息。只要一出城，难得到晚上才能回来。有一天，我在布德里走进一个小酒馆吃午饭：我看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穿件希腊式紫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从他的服装和仪表看来相当高贵。可是他说的话却简直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除了象意大利语外，哪种语言也不象。但是，他的话我差不多全懂，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懂。他有时不得不用手势向店主和当地的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我用意大利语同他说了几句话，他竟完全懂了。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并热烈地拥抱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这时起，我便做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是很丰盛的，我的午饭却不值一提。他请我同他一起吃饭，我没怎么客气就答应了。我们两人一边喝，一边说，越说越投机，吃完饭以后，简直就不愿意分开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化捐款的。他拿出了俄国女皇和奥国皇帝发给他的漂亮的证明书给我看，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发给他的证明书。他对自已募捐的成绩很满意，但是在德国遇到了最大困难，因为他一句德语、拉丁语和法语都不会，他只好用自己的希腊语、土耳其语，最没办法的时候还得用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到处碰壁而所获不多。他提议要我跟他去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当时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虽然跟我的新职位配起来倒还相称，但是，我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出众，所以他并不认为我是多么难以争取到手的。他一点也没有想错，这件事很快就说妥了。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却许下了不少诺言。既无中人，也没保证，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甘愿听任他的支配。第二天，我已置身于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了！
我们的旅程是从弗赖堡州开始的，在那里，他没有多大的收获。主教的身分不允许他向人乞求，也不允许他向私人去募捐；我们向元老院陈述了他的任务，元老院只给了他很小一笔钱。我们从弗赖堡到了伯尔尼，这里的手续繁多，审查他的那些证件就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我们住宿在当时的上等旅馆“大鹰旅社”，这里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餐厅里吃饭的人很多，饭菜也是上等的。我很久没有吃到好的饭菜了，巴不得能补养一下身体，如今既然有了机会，我就要很好地享受一番。主教本人就是一位好交际的上等人士，性情活泼愉快，喜欢在饭桌上眼人聊天，跟懂他的话的人谈起来能谈得津津有味。他各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每当他卖弄自己那套渊博的希腊学识时，颇能引人入胜。一天，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用钳子夹胡桃，一不留神把手指扎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给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Mirate，signori；guesto e sangue pelag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象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想，我那时该是多么为难啊！象我这样一个十分腼腆的人，不仅要在公众之前，而且是在伯尔尼元老院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即席讲话，真够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时居然一点也不感到胆怯。我简单明了地讲了这位希腊主教的任务。我赞扬了业已捐助款项的王公们的虔诚。为了激起无老院诸公不甘落后的心理，我说他们一贯是乐善好施的，因此对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随后，我还力图证明这件事对所有基督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举，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上天一定会对赞助这一善举的人降以鸿福。我不能说这是我的讲话发生了效力，不过，这一席话确实受到欢迎，所以在接见结束以后，我的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而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了赞扬。对我说来，把这些赞扬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没敢逐字译给他听。这是我生平在大庭广众中间而且是在最高当权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讲话，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胆而漂亮的讲话。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才能竟有这么大的差别：三年前，我曾到伊弗东去看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由于我赠送该市图书馆一些书籍，该市派一个代表团来向我道谢。瑞士人是最喜欢高谈阔论的，那些先生们向我说了一大套感谢的话。我觉得必须致答词，然而，当时却窘得很厉害，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脑袋里乱成一团，急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丢尽了脸。虽然我生来胆怯，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有几次倒还大胆些，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大胆过。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
